老子，春秋时期宋国相人（或楚苦县人），生于公元前571年。老子姓老名聃，小名李耳。“李耳”即“虎”，汉代杨雄《方言》中说江淮南楚一带称“虎”为“李耳”，清代方以智推测“虎”唤作“狸儿”，音近而写作“李耳”。至战国时期出现了“李”姓，老子的小名“李耳”逐渐被讹传为老子的本名。老聃曾任东周王室的史官，专门负责管理藏书，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在王位争夺斗争中失败，与失势贵族携带大量周朝典籍奔楚，老聃因失职而丢官，回到故乡隐居。
老聃提出了有无相生的辩证法、柔弱谦下的人生哲学和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，成为道家的创始者，也被后世的道家奉为鼻祖。但是，老聃的思想并非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老聃因其史官身份，不仅通晓历史经验，继承了春秋史官的哲学思想，同时也接触到了大量历史典籍，《庄子·天下》篇称“以本为精、以物为粗、以有积为不足，澹然独与神明居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关尹、老聃闻其风而悦之。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，以濡若谦下为表，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”，表明了老聃思想是在继承“古之道术”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。老聃的“不争”思想就是继承《尚书》而来。
《尚书·大禹谟》记载舜对大禹的教诲：“汝惟不矜，天下莫能与汝争能；汝惟不伐，天下莫能与汝争功。”“不矜”即不自大、不自夸，“不伐”也是不自夸的意思，老子继承了这一思想，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，把“不矜”与“不伐”进一步抽象概括为“不争”：
不自见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长。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（《老子第二十二章》）
宋苏辙说“不自见、不自是、不自伐、不自矜，皆不争之余也，故以‘不争’终之”。“不争”是不自见、不自是、不自伐、不自矜的概括，同时也表明“不争”是源于主体的谦虚，“我既虚心而无所争于天下，又何争之有？”
《尚书·盘庚》：“邦之藏，惟汝众；邦之不臧，惟余一人有佚罚。”《尚书·汤诰》又云：“其尔万方有罪，在予一人；予一人有罪，无以尔万方。”盘庚和商汤都是古代贤明的统治者、领导人，他们把功劳归于众人（惟汝众），这体现了上文所说的“不矜”“不伐”；他们还主动承担天下所有的罪过，认为一切过错都是“在予一人”“惟余一人有佚罚”，老子以“水”之含污纳垢比喻这种主动承担责任的品德，认为这样才能做到人心所向：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（《老子，第八章》）
受国之垢，是为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是谓天下王。（《老子，第七十八章》）
元吴澄解释说：“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，有利万物之功，而不争处高洁，乃处众人所恶卑污之地。”水有功于万物，却不自恃有功，反而容纳一切污垢，《老子·第三十二章》把道”比喻为“江海”：“道之在天下，犹川谷之于江海”，万物归向于“道”，恰如小河朝宗江海，是因为江海避高处下，一个优秀的统治者、领导者应该效法道、江海，既不争功劳，又受垢能容：
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是以圣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：欲先民，必以身后之。是以是人处上而民不重，处育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乐而不厌。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（《老子·第六十六章》）
老子所说的“不争”并不局限于统治者、领导者，如第六十八章说：“善为士者，不武；善战者，不怒；善胜敌者，不与；善用人者，为之下。是谓不争之德，是谓用人之力，是谓配天古之极。”优秀的武土不逞勇武，优秀的将领不轻易发怒，不与敌人正面交锋。但老子主要还是讲“用人者”、统治者、领导者，“不争”主要是“天之道”（“天之道，不争而善胜”《老子·第七十三章》），是“圣人之道”（“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”《老子·第八十一章》），即便是武士和将领，也不是一般民众。老子的“不争”涉及普通民众的只有一处，即第三章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”，而且这里也是在讲领导者如何使人民不争。
总之，老子的“不争”主要是讲领导者、管理阶层应该胸襟开阔，不与下属争功、主动承担责任，从而凝聚人心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
老子的“不争”主要是对统治者，领导者的要求，虽然他也希望统治者、领导者能够“使民不争”，但他并未把“不争”作为约束一切人的普遍的道德标准。老子将“不争”称为“天之道”“圣人之道”，就意味着“不争”是难能可贵的，值得赞赏的。
但是，随着老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，“不争“逐渐积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，成为一条普遍的道德标准，再加上老子的少私寡欲思想，“不争”概化为对一切人的要求。竞争之心是人之常情，拿“不争”这样一种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一切人，势必产生一些流弊。具体来说，人们普遍把“争”看作是可耻的、不光彩的。但是，人们之间必然产生利益分歧。因此，一方面人们耻于言争、羞于言争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争，于是，人们的利益需求受到“不争”这种文化观念的压抑，采取扭曲的方式与人相争，表明上做出“不争”的姿态，背地里以各种各样见不得人的方式去争。这造成了中国人在“竞争”面前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之间的张力。
在这方面，我们可以把老子与古希腊哲学赫拉克利特相比较。赫拉克利特是西方哲学辩证法的创始人之一，其许多思想观念与老子相似，但对“争”的看法与老子截然相反。
赫拉克利特说：“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，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；一切都是斗争产生的。战争是万物之父，也是万物之王。”
赫拉克利特的“战争”“斗争”是泛指一切对立、矛盾、不相同的东西。赫拉克利特认为，“争”产生了一切、统治着一切；“争”这种表面上的不和谐创造了和谐，是一种“看不见的和谐”，它胜过了“看得见的和谐”。
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似乎可以从思想的社会背景中寻找原因。老子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年代，诸侯国之间战乱频仍，百姓生灵涂炭，正如李泽厚所言，老子“似乎满怀恐惧和慨叹在总结历史上的‘成败、存亡、祸福、古今之道’，‘长治久安’的氏族社会的远古传统正在迅速崩毁，许多邦国在剧烈争夺，许多邦国在争夺之中变得强大，然后又很快地失败和覆灭了。”
老子生活的时代，国与国争、父子相争，而且是没有法度、规则的斗争。生活在这样的时代，老子自然认为历史是不断堕落、倒退的，并把社会混乱看作是欲望膨胀的后果，既看不到历史的进步，更看不到欲望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。
相反，在古希腊，由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，“争”给人的印象是积极的。古希腊人热爱竞技，不仅有体育竞技，还有诗歌比赛、朗诵比赛和演说比赛等等。奥林匹克运动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，名人的诞生、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用第多少届奥林匹克来纪年；比赛期间，甚至战争也要休战。可以说奥林匹克体育竞技的公平、公正教育了古希腊人，重要的不是竞争，而是竞争要有规则、有秩序。
老子的“不争”与儒家的“无讼”共同塑造了古代中国的社会思想。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持有这样一种立场：理想的社会是人民无争的社会，政府的职责不是协调纷争，而是彻底地消灭争端。于是，谦和忍让、委曲求全是良民，以争为胜、以讼为能是刁民；遇到法律纠纷，不问是非曲直先“各打五十大板”，然后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，使讼者自愿息讼。中国古代统治者幻想的“无讼”社会是一种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的“看得见的和谐”，表面上、虚假的和谐。
西方的和谐观念与此相反，他们认为和谐不在于没有纷争，而在于无须诉诸武力就能解决纷争，因此，实现和谐的唯一手段是正义、司法。
老子的“不争”观念对于国家的统治者、企业的领导者来说具有积极的价值，能够塑造、提高个人凝聚力。当然，“不争”观念对每一个人都有积极的价值，但是，要看到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，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。从社会治理、公司管理的角度来看，“使民不争”的理想既不能实现，也不大能教会人们按照规则公平、公正地相互竞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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